一片残阳余晖洒满江面，柳枝如丝轻拂，秋风徐来，江上帆影点点，恰似画中景。家国情怀令人悲伤，愁绪无尽，红树青山依旧，却不曾知晓这世间的悲欢离合。
在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一生中，出现了三位重要女性，她们分别是蒋碧薇、孙多慈和廖静文。蒋碧薇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曾如飞蛾扑火般爱上他，却最终以离婚收场；孙多慈是他的学生，两人相恋长达十年，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而廖静文则是徐悲鸿的最后一位妻子。
值得注意的是，蒋碧薇和廖静文都曾为徐悲鸿撰写过回忆录，记录他们之间的点滴，而孙多慈却从未留下任何文字，她的沉默如同那只默默无声的喜鹊，似乎欲言又止，掩藏了太多无奈与痛苦。
在这三位女子中，孙多慈才是最与徐悲鸿心意相通的伴侣，她深懂徐悲鸿的艺术和灵魂，对他的感情也最为深厚。两人不仅在艺术上互相激励，更在精神层面彼此契合。孙多慈本人也是徐悲鸿众多弟子中成就较高的一位。
然而，命运多舛，真挚的爱情并未换来圆满的结局。“慈悲之恋”这段历时十年的感情最终无疾而终。徐悲鸿去世后，孙多慈却做出令人震惊的举动：她在家中素衣素食，守孝三年，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孙多慈，1913年生于安徽寿县，本名孙韵君。她的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要官员，曾任中国首任学务大臣，并创办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她的父亲孙传瑗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秘书，后任大学教授和教务长。孙多慈自幼生长于书香门第，文化氛围浓厚。
展开剩余87%她从小热爱绘画，曾师从国画家阎松父，父亲也教她古典文化，但她对绘画的热忱和天赋尤为突出，家人都戏称她为“小画家”。她顺利从小学到省立第一中学安庆女中，期间画技受老师胡衡一高度赞赏，令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家庭遭遇变故。年仅17岁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因身份被通缉入狱。幸而1930年她高中毕业时，父亲获释。父亲指引她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但未能考取。
孙传瑗便请教文学院教授宗白华，期望引荐孙多慈到女画家潘玉良门下学习。但宗白华对潘玉良并不熟悉，反而推荐她给徐悲鸿，没想到此举开启了一段画坛罕见的旷世奇恋——“慈悲之恋”。
孙多慈开始旁听徐悲鸿的课程。她虽未受系统训练，但凭借天赋，仅用三个月便大有进步，令徐悲鸿赞赏有加。很快，她成为他画中的常客。
徐悲鸿为她绘制了她人生第一幅素描，称赞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或许，只有志趣相投的人，才能心灵相契，触发深层的情感共鸣。
也正是在这时，徐悲鸿对这位十八岁的少女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十八岁的孙多慈正值青春年华，初遇爱情既羞涩又忐忑，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师生关系也开始染上了情愫的色彩。
民国时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师生恋也时有发生，鲁迅与许广平即为一例。徐悲鸿与孙多慈也不知不觉成为其中之一。徐悲鸿坚信这段感情是“天注定”的宿缘，然而不过是偶然的巧合。
彼时，徐悲鸿年近三十五，正值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年华，对爱情无所保留地投入。世人对这段恋情尤为指责，因他已有家室，妻子蒋碧薇曾年轻时与他私奔，育有一双儿女。
或许，艺术家的感情如同画笔下的色彩，浓烈而不羁，徐悲鸿无所顾忌地爱上了孙多慈。1931年，孙多慈正式成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新生，专修素描、美学及古诗等课程，成绩优异，徐悲鸿更是逢人便夸赞她。
然而，绯闻迅速传播，坊间流言纷纷扰扰。徐悲鸿对外不避讳，两人关系愈加亲密，甚至课上只教孙多慈一人，且频频闯入女生宿舍，惹得同学不满。孙多慈无奈之下只得租房居住，并请母亲同住。
1933年徐悲鸿赴欧洲巡展，两人以书信维系感情。归国后重逢，感情更为炽热，甚至被媒体拍到亲吻照片。孙多慈从天目山采下两颗红豆赠与徐悲鸿，徐将其镶嵌于刻有“慈”与“悲”字的金戒指中，象征两人深情。
他们无视世俗眼光，沉浸在彼此的爱与艺术中。徐悲鸿人生中最浓烈的激情便是对孙多慈与书画的热爱。孙多慈常半躺摇椅，静读如猫般安然，徐悲鸿作画时二人书声与画笔声交织，恰似天籁。
徐悲鸿在夕阳下为她绘制《睡猫图》，题诗“寂寞谁与语，昏昏又一年。慈弟存玩。”次年更作《燕燕于飞图》，画中情感深厚。徐悲鸿名作《台城月夜》更描绘了他与孙多慈共处情景，生动体现他们的深情。
然而，这段情感不久便被蒋碧薇知晓。徐悲鸿辩称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却难以令人信服。蒋碧薇回忆，徐悲鸿曾在宴席间偷偷取食糖果橘子送给孙多慈，令她心碎。
对丈夫的背叛，蒋碧薇感到极度失望，她甚至暗中藏起徐准备送给孙多慈的礼物。忍无可忍后，蒋碧薇公开揭发两人绯闻，将《台城月夜》挂在家中最显眼位置以示讽刺，并将孙多慈画像藏匿于佣人箱底。
徐悲鸿在南京建立公馆，孙多慈赠送百棵枫树苗，蒋碧薇怒火中烧，竟将枫树苗付之一炬，徐悲鸿痛心不已，遂将公馆名改为“无枫堂”。“慈悲之恋”虽美好，但终究未被世人接受，结局早已注定。
尽管深爱孙多慈，徐悲鸿仍未放弃对蒋碧薇的道德责任。内心深处矛盾交织，他曾向好友舒新成倾诉心事。好友劝其“台城有路直须走”，希望他勇敢追求真爱。艺术家如徐悲鸿，思维往往与常人不同，情感亦复杂难解。
徐悲鸿的弟子与友人分为两派：一方支持蒋碧薇，指责徐悲鸿背叛；另一方支持徐悲鸿，认为他对孙多慈是真爱。不论如何，徐悲鸿一直保护着孙多慈。
1935年，孙多慈即将毕业，徐悲鸿欲借公款送她赴比利时深造，还为此写了多封委托信。此事却被蒋碧薇破坏，令徐的努力付诸东流。孙多慈无奈回到家乡安庆任教。
两人的感情因此遭受重创，徐悲鸿对蒋碧薇愤恨难平，常闭门苦画，夫妻关系彻底决裂。两人分居两地，徐留在江苏宜兴，蒋去了广西桂林。
徐悲鸿依然挂念孙多慈，频频写信鼓励她坚持画画。1936年，他出资让好友舒新成购买孙多慈的画作，倾注所有心力照顾她。
孙多慈也深知这一切，不仅感恩，更期待有一天能成为徐悲鸿的妻子。但现实残酷，她只能忍耐等待。
三个月后，孙多慈采摘红豆寄给徐悲鸿示意相思，徐感动赋诗《红豆三首》，字里行间充满情感纠缠。
1938年，因战乱，孙多慈一家迁往长沙，徐悲鸿闻讯赶往，将他们接到桂林。尽管战争炮火不断，二人在小小的世界里共享幸福时光。
7月，徐悲鸿公告与蒋碧薇分居，实则离婚。朋友曾试图撮合徐孙婚事，却遭孙父拒绝，孙家迁往丽水，断绝了两人联系。
徐悲鸿悲痛难耐，远赴重庆、印度讲学疗伤，离开数年。孙家漂泊无依，父母将孙多慈许配给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孙多慈为了稳定生活，只得顺从父命。
许绍棣比孙多慈大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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