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拟在会议期间，要求各国进一步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并以二级制裁相威胁。
通过美方拟采取措施，可以看出美方正把制裁重心由直接封堵伊朗，转向惩罚仍与伊朗发生交易的第三方。华盛顿试图用美元体系的准入权，把本应由美国承担的对伊战略成本外溢给其他国家和市场主体。这张牌声势不小，却暴露了美国的虚弱。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图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财政部大楼。
制裁加码但空间其实有限
此次收紧措施的显著特点，不是美国突然找到了足以压垮伊朗的新经济武器，而是把域外金融胁迫推向更深处。近期美国将数字资产、黄金、技术、航空和航运等领域置于更严厉的二级制裁风险之下，并开始把海外银行作为重点对象。其警告很直白：只要协助伊朗资金流动，就可能失去美元清算和美国市场。
这种做法能够产生即时的寒蝉效应，银行、保险公司和航运企业往往宁可放弃边缘业务，也不愿冒着被切断美元渠道的风险。然而，制裁并非越多越有效。过去数十年，美国已经围绕伊朗的石油出口、金融结算、航运保险和关键技术建立了多层限制。贝森特所称的经济攻势，重点不在于创造全新的封锁，而在于制造一种无处不在的风险预期。它可以压缩伊朗的交易空间，却也会迫使交易转入更不透明的渠道。历史经验表明，美国极少通过制裁达到政治目的，更不可能在已经使用完军事手段之后，再通过制裁手段实现原本未能实现的目标。
金融胁迫背后的经济逻辑
美国选择进一步挥舞制裁工具，同战场上的现实压力密切相关。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成本高昂，也会加剧海上运输和能源市场的不安。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油价上行会迅速转化为通胀压力和选民的不满。以金融制裁取代高烈度军事行动，可以保持强硬姿态，同时暂时避免承担更大的政治代价。因此，这场经济施压的目标并不止于削减伊朗收入。美国还希望借此向盟友和中立国重申美元体系的霸道逻辑：与伊朗交易，不仅是商业选择，更可能被界定为挑战美国战略的行为。这种逻辑的关键，是把美国的单边制裁转化为全球金融机构都必须计算的风险。
但G20不是美国的制裁协调会。许多国家既担心地区冲突外溢，也不愿让本国金融与贸易政策完全服从于华盛顿的战争目标。它们或许会加强表面合规，却不愿意真正切断所有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从近期已公布的措施看，特朗普政府首先选择的是实力较弱、对美国安全和市场高度依赖的国家及金融机构，把它们作为示范性施压对象。这样的顺序既说明美国清楚制裁的代价，也暴露出其所谓国际协同行动并不稳固。
美国密歇根大学8月28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图为8月26日在美国纽约一处加油站拍摄的油价显示牌。
美国或高估经济制裁作用
制裁会增加伊朗获得外汇、采购零部件和维持部分金融网络的难度，却很难单独瓦解其战略意志。经济承压不必然导致政治屈服，反而可能强化其抵抗外部压力的动力，并促使其进一步依托非正式贸易、替代结算和地区网络。
美国若期待通过更严厉的二级制裁迅速迫使伊朗让步，恐怕会高估制裁的决定性作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此前表示，战争可能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这显然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说法，一方面要考虑到国内舆论，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国际上的面子。白宫希望以持续制裁维持强硬形象，同时避免立即承担更大规模军事升级的代价。
制裁只能延缓风险，不能替代解决冲突的安排。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据悉，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迈克·罗杰斯的团队近日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不要以其名义公开投放竞选广告。罗杰斯长期是亲以色列政客，此举不意味着他已改变基本立场，却说明公开接受亲以游说团体支持，可能已经成为竞选负担。
这也是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分歧加深的表现。前者相信通过对外干涉塑造秩序，后者强调把资源用于美国国内，并反对为盟友承担无限责任。特朗普两个任期期间，新保守主义者一直试图引导特朗普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内部矛盾。但伊朗战争及其引发的能源、财政和选举压力，已经成为美国遭遇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刻”，将会使新保守主义和对外干涉进一步失去说服力。
贝森特的制裁牌会让伊朗付出更多经济代价，却难以替代政治谈判与地区安全安排。若美国把制裁当作结束战争的万能钥匙，结果很可能是冲突在制裁、报复和有限军事行动之间被拉长，这实际上把美国内部已有的虚弱暴露给国际社会。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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