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台北人》这本小说集悄然问世，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此书不仅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还荣登了“五四”以来中文小说百强的第七位。深入阅读后，读者很快会发现，《台北人》的作者白先勇，具备着一颗敏感细腻的心，同时，他的创作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白先勇的身世复杂多彩，他不仅是一位具有文学才华的作家，更有着特殊的家族背景——他的父亲白崇禧，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桂系的重要领袖之一，被人们誉为“小诸葛”。
正是因为白先勇所处的家世与身份背景，他对祖国与家族的情感也自然与众不同。白崇禧出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1911年，年仅18岁的他毅然决然地从笔端转向战场，秘密加入了广西北伐的敢死队。直到1937年白先勇出生时，白崇禧已经成为民国政府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此时，白家全员生活在广西桂林的白公馆，每天大门迎客，家中进进出出的不仅有亲朋好友，还有不少政要。白先勇是白崇禧的第八个孩子，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六岁时由于患有肺结核，他被医生建议隔离开来，以免传染给家人。肺结核在那个时代被视作极其可怕的疾病，老一辈人甚至认为，患上此病的人是“累赘”。于是，白崇禧果断决定将小白先勇单独安排在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给他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养病。
展开剩余78%孤独的生活对于年幼的白先勇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每到夜晚，他常常站在窗前，远远地看着院子里兄弟们的嬉闹和热闹的灯光，那种无比孤单的感觉成为了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或许正是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塑造了白先勇性格中的敏感与内向，也让他在10个兄弟姐妹中成为父亲最不被关注的那个。尽管如此，白先勇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他开始把心思寄托在书本上，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中，他逐渐形成了对学问的浓厚兴趣，并将读书作为他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1944年，战火逼近，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七岁的白先勇和母亲一起带着家族成员匆忙逃离家园。当他们坐上逃难的列车时，白先勇从车窗望出去，看到美丽的桂林已变成一片火海，故乡的山水景色瞬间消失。车厢在不断地停顿中，带着白家几十口人从重庆、上海到南京，在这一过程中，神奇的是，白先勇的肺病奇迹般地得到了治愈。病愈后，白先勇更加发奋图强，他广泛阅读，涉猎书籍种类繁多，从国文、英语到数学、物理，甚至还读起了如《红楼梦》《蜀山剑侠录》等文学作品。
在这一时期，白先勇深受家族历史的影响，也在动荡的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白先勇一家决定定居香港。四年后，他们迁居台湾。身处动荡的环境，白先勇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身份，甚至开始将自己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提并论。少年时期，由于父辈的庇护，他享受过人间富贵。然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不断衰败，曾经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战神”白崇禧，也被蒋介石排除在外，家道中落，特务的严密监控成为了日常。
在台湾的生活没有改变白先勇对学问的渴望，1956年，他从台湾建国中学毕业时，曾立志为祖国的三峡大坝建设贡献力量。1957年，他转学至台湾大学，专攻外语与英国文学。1962年，白先勇准备前往美国深造，但就在出发的前夕，他的母亲突然去世，而父亲则因病显得虚弱不堪。1963年，白先勇背起行囊，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征程。离别之际，白崇禧父亲的眼中饱含泪水，目送儿子远去。三年后，白崇禧因病去世，白先勇虽然深陷学术追求，未能亲自见父亲最后一面，但他对父亲的思念从未减弱。
父亲去世后，白先勇的创作迎来了全新的高峰。他的代表作《台北人》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紧接着他陆续创作了《孽子》《纽约客》《芝加哥之死》等作品，逐步成为文学界的重要人物。白先勇的作品，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感相结合，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在长时间的海外生活中，白先勇逐渐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归属感缺失，这种情感的空虚促使他走访祖国大陆。1986年，他的姐姐白先慧回到了祖国，几年后，在姐姐的鼓励下，白先勇也踏上了回乡的道路。当他站在熟悉的桂林白公馆前，那些曾经的回忆似乎一瞬间都涌上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白先勇此后频繁往返于海峡两岸，致力于弘扬昆曲和中国传统文化。晚年，他写下了《父亲与民国》一书，记录了父亲白崇禧的传奇一生，并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未来振兴的深情期许。2017年，80岁的白先勇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桂林，品尝着记忆中的米粉，感慨万千。他表示：“尽管我走遍了世界各地，但从根上，我始终是广西桂林人。我希望将我的一些资料分享给这里的乡亲们。”白先勇的一生，虽然四处漂泊，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根。
白先勇，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在艺术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鲁迅、张爱玲等文学巨匠。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在于他把振兴中华民族的愿望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希望他健康长寿，常回家看看，因为他的愿景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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